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如何打造新發展引擎，如何平衡風險、穩中求進？ 同時，在迅速升溫的數字經濟、智能產業，持續推進的城鎮化進程和城市群建設等方面，將會打開怎樣的經濟打開新空間？圍繞這些新引擎，騰訊新聞聯合中國社科院數字新動能研究組進行系列解讀。
【核心觀點】
1、“中國智造”不會造成中國總體就業量的減少，但會對宏觀就業結構產生深刻影響。
2、發展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的“智能制-服業”是未來的趨勢。
3、以“智能+”對制造業和服務業進行全產業鏈的平衡推進極有可能是未來產業政策的新趨勢。
4、中國很可能會通過政策創新，在智能信息的權利治理下更加強調政府主導，以維護信息權利架構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5、一個可見的政策趨勢是加大對靈活就業和零工經濟的投資扶持和技術支持。
“十四五”期間，中國智能制造發展勢必進入高速成長期，具體表現是：（1）全力提升工業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的質量和深度；（2）將智能制造對企業的利潤貢獻率提升到首位；（3）將中國建設成世界工業機器人第一大消費國。然而，在迅速智能化的過程中，有研究預測未來中國77％的就業崗位，面臨被智能機器替代的風險（Frey and Osborne，2015）。并且，主流理論認為，新工業革命在造成制造業就業比例大幅下降的同時，會相應提高服務業就業的占比（Autor and Dorn，2013）。根據“鮑莫爾悖論”，服務占比提高雖然會緩解就業壓力，但卻會抑制勞動者報酬提高和經濟增長。
面臨智能化勢不可擋的大勢和迎面而來的就業難題，如何洞悉新技術背后的新就業？如何統籌產業的技術格局？如何化解“中國智造”帶來的就業結構變遷？相信這次的“兩會”會對此做出熱烈討論，也值得我們提前做好研究和探索。
一、“中國智造”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甚于就業總量影響
早在“十三五”期間，我國就把智能制造作為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目前，伴隨數控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線、個性化在線定制、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智慧農業、智慧醫療……等“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中國制造業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變革。例如，百度正在與小米在物聯網與人工智能領域合作開發更多應用場景，而騰訊與京東也緊密合作布局電子商務生態圈，這些都是我國智能化轉型的重要展現。
伴隨著“中國智造”的飛速發展，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就困擾我們的一個問題又甚囂塵上。那就是，由于新技術的廣泛采用，將導致大量勞動力失去原有就業崗位。對此，學術界認為不應過分擔憂，因為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高，被替代的勞動者總能在新的行業、新的崗位重新就業。例如，根據世界機器人協會（IFR）的研究報告，從2000年到2010年，美國、日本、德國、韓國、中國、巴西六個國家中，除了日本，其余國家制造業機器人的數量都翻倍了，而除美國之外相關國家失業率都有所下降，也就是說，工業機器人的采用和普及在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引起嚴重的失業問題。
具體到我國，未來“中國智造”將從三個方向影響我國就業市場。
一是“中國智造”必將替代和淘汰一批中堅就業崗位。
這些崗位包括日常辦公管理和財務管理等重復性腦力勞動崗位；也包括工廠管理、翻譯、安防管理、駕駛服務等中等復雜的勞動崗位；甚至還包括一些將信息技術嵌入到機器設備的體力與腦力相結合的就業崗位，比如外賣小哥和旅游定制師。
二是“中國智造”將擠出相當部分高技術含量崗位。
這些崗位包括腦力勞動強度大、人工承擔起來效率低的崗位，例如圖像監控的掃描和識別等；也包括超出勞動者感官和反應極限，難以保障質量的崗位，例如精密儀器的檢驗檢測，輔助駕駛系統中的緊急制動等；也會包括工作環境不容勞動者進入的崗位，例如進行深空航天探索的職業崗位將由智能機器人完成。
三是“中國智造”也會同時創造大量新崗位。
總體上，隨著“中國智造”的產業深入，人工智能應用領域不斷增多，幾乎所有存活下來的企業需要增大對智能智造和智能服務人員的雇傭人數。十多年來，由于采用了更加智能的機器設備，全球汽車產業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100-150萬個崗位，這相當于當前全球汽車產業就業人口的10-15%。普華永道的一項調研研究也發現，人工智能尤其會在醫療、教育、金融、文化和旅游等領域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
綜上可知，從長遠來看，“中國智造”不會造成中國總體就業量的減少，但卻會對宏觀就業結構產生深刻影響。
二、“中國智造”對中國產業屬性的改變
未來10年，不斷的新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會推高工業企業的生產率，轉移大量勞動者到服務業。這有可能會相對拉低服務業生產率，導致“鮑莫爾悖論”。即，服務業由于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吸納從工業制造業轉移出來的大量就業人口，這類勞動者進入服務業后，繼續保持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將在長期內抑制或拉低國民經濟的增長率。近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增長，而服務業尚未沿著預期的高質量增長路徑發展，這說明我們還未完全克服“鮑莫爾悖論”。
在目前的中國國情下，地方政府出于拉動經濟增長或增加稅收等方面的考慮，經常會認為發展服務業耗費行政資源較多，見效較慢，回報較低，資金投入到服務業的機會成本大于投入到制造業的機會成本，因而，服務業對大多數地方政府缺乏吸引力，導致不少地方政府都偏好于引入和發展工業技術產業。
然而，“中國智造”的發展將徹底改觀上述判斷，將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界限進一步模糊，各地會逐漸發現，發展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的“智能制-服業”是未來的趨勢。一方面，服務業在保持社會穩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上具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制-服一體的智能產業能直接擴充經濟規模，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催生技術創新。被新技術替代的勞動者也會直接在“制-服一體”的產業就地消化，實現區域內勞動力市場供需的內生均衡。
當前，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產業會逐漸取代第一、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未來，服務業將在中國經濟社會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此時的服務業不再是傳統視域中的勞動密集產業，而是制服一體的“人機協同密集型”產業。據測算，現在我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是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120%，“中國智造”的發展將在“十四五”內彌合這個差異。
三、推進智能戰略的政策趨勢前瞻
由于智能技術具有節約勞動力、節約資源的趨勢，形成發達國家的贏者通吃格局，因此智能和相關形式的自動化技術進步有可能逆轉中國等新興市場在過去半個世紀融入世界經濟中取得的成果（Korinek and Stiglitz，2021）。為此，中國在政策應對和問題化解上必須有提前的考量和超前的設計。“十四五”期間中國有望整體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智能化發展很可能會率先突破“鮑莫爾悖論”，形成智能經濟大潮下就業結構升級的“中國示范”。
為此，我們可觀察和探索以下幾個方面的政策趨勢：
（一） 利用“智能+”對全產業鏈實施“大推進戰略”。
當前，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在工業制造領域更容易得到支持和傾斜，但實際上，從就業角度和促進經濟增長角度看，工業的“智能+”加上現代服務業可以帶來更高的產業效率。以“智能+”對制造業和服務業進行全產業鏈的平衡推進極有可能是未來產業政策的新趨勢。有學者分析，如果中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能夠實現智能融合，2035年的中國GDP增長率可以從6.3%提高到7.0%左右。在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蘋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我們很難界定它們是工業制造企業還是軟件服務企業，但他們顯然是“智能融合企業”。
（二）利用全球智能公司多方竟勝的格局強化數據監管的政府主導。
數據信息政策已經移到了各國政策議程的頂端，最近的國際貿易協定為國際科技巨頭提供了更好的保護。現在的數字經濟規則是由科技巨頭制定的，它們幾乎不關心公民的數據利益。并且，以美國為首的智能巨頭公司（包括比特幣等區塊鏈企業）對數據的壟斷日益加劇。它們利用對世界各地海量數據的訪問，進一步完善產品，以控制消費者的需求。歐盟正在積極制定規則，確保人們共享新數字技術的好處，將危害降至最低。但將數據控制權交給個人是不夠的，有證據表明，在沒有政府監管的情況下，個人會把自己的數據為了不成比例的收益重新交給數字巨頭。對此，中國很可能會通過政策創新，在智能信息的權利治理下更加強調政府主導，以維護信息權利架構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三）利用數字經濟助推靈活就業和零工經濟實質性發展。
新冠疫情會對全球治理模式和公眾行為偏好帶來一些永久性改變，這就包括就業形式的變化。這次突發公共事件對服務業就業造成嚴重沖擊，破壞了服務業
“就業蓄水池”的作用。各國政府發現面對沖擊，數字經濟解決就業規模和就業質量的能力長久以來被大大低估了。未來，通過服務智能化解決就業將帶來工作時間和生產地點的高度靈活化，以應對多變的不確定環境，一個可見的政策趨勢是加大對靈活就業和零工經濟的投資扶持和技術支持。
（四）利用產業智能化的時機強化對新興勞動關系的政策指導。
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簡稱ABCD）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使用，出現了許多新業態，特點是勞動者就業更加靈活，工作自主性更高，合約獨立性更強。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面臨著問題是，如何界定新興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進而確定社保繳存關系、認定工作時間等。美國加州2019年9月18日針對這些情況簽署了AB5法案，以此加強對此類業態（零工經濟）中勞動者的保護。中國料想也會在這次“兩會”期間關注這個問題，并逐漸出臺相關政策，提升諸如網約車、互聯網和通訊平臺從業者、自由撰稿人、遠程辦公以及網絡微店等行業就業人員的法律保護和勞動保障。
（五）利用疫后的發展窗口加大對“中國智造”的基礎研究。
疫后各國經濟將進入復蘇期，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迎來了更為寶貴的經濟反彈窗口期。為了助力“中國智造”對經濟復蘇的邊際作用，我國將加強智能產業運行的基礎研究，探尋智能技術和智能產業的前沿特征和實現路徑，超前研究“大產業部”或“產業協同機構”的不同形式和路徑，探索“智造服務一體化”道路上的 “跨部門協調管理”機制。